新民晚报数字报

2019-09-16 00:39

  徐世平,曾是著名体育记者。23岁入职新民晚报,报道并推动了排球和围棋上世纪十年代在我国的辉煌;29岁起,连续赴现场采访3届奥运会;30岁前,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1次,上海新闻奖一等奖3次。

  他有过多重身份。27岁成为体育部副主任,35岁创办新民体育报,任常务副总编辑,41岁离开新民晚报,筹建东方网,现任东方新闻网站主任。

  新民晚报复刊30周年之际,徐世平接受专访,畅谈年轻时的一线采访生涯。此时,他只有一个身份:新民晚报老记者。

  采访前,徐世平先请我喝一杯咖啡。美式现磨咖啡,在一次性纸杯中微微旋转,散发出淡淡香气。徐世平最怀念的咖啡香,来自德大和东海咖啡馆,常会飘到他记忆里,氤氲,升腾……

  1982年夏,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,到新民晚报工作(见题照),很快爱上了咖啡。“老报人爱泡茶馆和咖啡馆的传统,像遗传基因,印刻在我们后辈身上。”徐世平回忆,记者们上午点钟忙完稿子,便会三三两两去喝咖啡。“常去报社附近的德大西菜社和东海咖啡馆。”时隔多年,徐世平仍记得诸多细节——德大略近,但咖啡比东海贵,杯子也小,所以去东海次数更多。

  “喜欢东海的理由,不仅是便宜,更因为那里的客人。”徐世平解释,改革开放初期,东海聚集大批“打桩模子”,倒腾外烟、外汇券、尼龙袜、太阳镜等,每天去咖啡馆报到,点杯咖啡,坐好几小时,同各色人等打交道,其实也是在同社会打交道。

  那时没网络,咖啡馆是信息集散地。“记者混在其中,便知天下事。既了解各类信息,又能接触社会,体察民情,写出贴近民生的文章。”徐世平说,“关注民生,历来是新民晚报的传统。老社长赵超构就常泡茶馆,从中观察社会世象,发表言论,很受读者欢迎。”

  徐世平坦言,互联网如今解决了信息传播的问题,但“走基层,跑新闻”依然是记者的生存之本。“前辈告诉我,新闻都是跑出来的。不跑,哪来新闻?”他认为,网络可用来找新闻线索,但不能简单复制、粘贴。只有扎根基层,才能说出老百姓的心里话。“当年也一样,不可能照搬‘打桩模子’的话,咖啡馆里获得素材后,还必须深入采访。”徐世平认为,“为民立言,报纸才有生命力,这是从咖啡香里悟出的道理。”

  从1982年到2000年,徐世平在新民晚报工作18年,屡获殊荣。1987年起,连续3年获得上海新闻奖一等奖,1988年报道约翰逊在奥运会服用禁药的新闻,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。上海十大青年精英、上海十佳记者、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……荣誉称号接踵而来。

  哪一件事最难忘?徐世平没有评功摆好,给出一个意外的答案——他在新民晚报写的第一条消息,就犯下令人难堪的错误。

  “1982年上海市第七届运动会闭幕,我领命在头版头条写消息。当时很兴奋,还有点诚惶诚恐。”400多字,徐世平改了又改,总算“磨”出职业生涯的首篇报道。见报当天,体育组就接到多通电话,指出稿件错误,把卢湾区游泳运动员岑楚云写成了“静安区”。“我顿时傻了,好几天六神无主。材料上明明写的是‘卢湾区’,我实在想不明白,是看错了,还是笔误。”

  徐世平并未因此受到训斥,但总觉得如芒刺在背,便自制剪报,在错误旁写下“立此存照”,压在办公桌台板下面,也将教训刻在了心里——采访写作时,必须保持一丝不苟的专注态度。”

  调整了工作态度,可工作习惯没变,徐世平坚持不做采访笔记,只是偶尔记一些数字或人名。“如果自己都印象不深,写出来的文章会好看吗?怎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?”徐世平说,有人记了一大堆素材,写作时翻查半天笔记,还是找不到重点,不知所云。“次要内容,记忆自然会过滤掉,读者也不会感兴趣。”

  在当时的上海滩,只有新民晚报下午和读者见面,其他报纸都是早晨出报。“既然有时间差,就应该好好利用。”徐世平讲,“晚上是其他报社记者的写稿时间,如果我和他们一起写,说不定内容会撞车。”

  所以他选择后发制人。通常到第二天早上,通读其他媒体报道,再思考独家角度,奋笔疾书。这样一来,总能确保报道的独特性,但工作时间被压缩得很紧,对写稿速度要求较高,需要记者练就一手倚马可待的功夫。“这是许多老报人的必备‘武功’,我是从报社电梯里‘偷学’来的。”

  进新民晚报后,徐世平经常替老报人打下手,送稿子是每天的必修课。“编辑部在四楼办公,印刷排字车间在底楼。写稿都用纸笔,一张稿纸300字。上午为了抢时间,老报人写完一张,就让我往楼下送一张,思路连贯,不会有错。”坐电梯上上下下之间,徐世平一次又一次见识到了前辈的真功夫,暗下决心苦练,功力也日渐深厚。

  从老报人身上学来的经验,不限于此。徐世平回忆说,老社长赵超构、总编辑束纫秋曾经多次鼓励年轻记者,别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,要多去大街小巷逛逛。“赵超老希望我们能有‘大世界门口摆粥摊’的本事,意思是,哪怕到了嘈杂的大世界门口,也要有能力静下心来,尽快完成写稿任务。不但速度要快,抗干扰能力也要强。”

  徐世平口中的“赵超老”,是对赵超构的尊称。他介绍,报社同仁当年对领导都不称官衔。对总编辑束纫秋,直呼“老束”;其他领导,无论男女,一概叫“先生”。“这是报社的文化传统,大家都是报人,以官位相称,彼此不自在。”

  对报社历史,徐世平是极其看重的。“熟悉本报历史,应该是记者最基本的自我要求。”他是资料室常客,把能找到的新民晚报全部翻看了一遍。梳理脉络,研究变化,感受文脉。“既要学赵超老和老束这样的大师,也要向冯小秀这样的名记者学习。”

  冯小秀是上世纪50年代著名体育记者。“最大写作特色,是能把比赛写活,现场感特别强。”徐世平分析,那时电视没普及,多数人看不到体育比赛的现场画面,只能听广播。“而冯小秀的文章,恰好能让读者身临其境。我想超越前辈,但不能模仿写作方法,而是要学习他执着钻研、勇于创新的精神。”徐世平说,“时代不同了,文章写得再活灵活现,也不如实况转播精彩。”

  翻遍旧报纸,研究前人特色,他逐渐找到了自我风格。“写稿应可读可议,分析独到,观点鲜明。应该说,新民晚报体育报道夹叙夹议的特点,从我开始。”徐世平首次报道围棋,聂卫平和石田芳夫的快棋赛,就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,“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,结果编辑吴祟文一字未改,评价说‘没有章法,却有味道’。”他笑言,“吴老先生素以‘刀快’著称,‘砍稿’毫不留情。这篇能全身而出,实属少见。”

  徐世平和许多国手都成了莫逆之交,熟知他们的棋路和秉性。写围棋报道时,他善用拟人,让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棋手的性格魅力。

  1988年,徐世平到韩国汉城报道第24届奥运会,现场仅有两名上海记者。半个月里,他写下约20万字,消息、通讯、特写、评论、奥运日记,十八般武艺齐上阵。那届奥运会最大热点,无疑是加拿大运动员本·约翰逊服用兴奋剂。

  徐世平全国率先报道“约翰逊事件”,赢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。回想那次采访经历,他总结,自己只不过是“多跑了几步,多问了几个为什么”。

  9月24日,约翰逊打破男子百米世界纪录,击败刘易斯夺金。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人山人海,全球上千记者济济一堂。“可是约翰逊迟迟不露面,场面有点混乱。”徐世平觉得反常,决定去找约翰逊。记者会结束时,他趁乱混入赛会工作区域。“可能沾了亚洲面孔的光,保安以为我是工作人员。”他发现不断有运动员进出,准备做药检,可始终不见约翰逊。

  兴奋剂检查室在过道深处,徐世平往里走,被一名大学生志愿者拦住。“她学过几句中文,闲聊时发现她看中了我帽子上的纪念章。”徐世平心领神会,送上纪念章,顺利通关,在检查室门口撞见约翰逊。“他有点亢奋,眼珠红红的,到处和人拥抱打招呼,神态怎么看都有些茫然,像醉汉。”一个多小时后,约翰逊总算完成药检。

  “他为什么要拖延?”走出会场,徐世平反复自问。在当天的“奥运日记”专栏里,他隐讳地提了一句“约翰逊表现异常。此事如有发展的话,将非同小可。”还特地在下面划粗线,加注:“千万别删”。日记原封不动刊登。3天后,大白。徐世平早有准备,此前的多跑、多想,已使他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。短短一个多小时,他连轰5篇,发回了全国最详尽、最早的“约翰逊事件”报道。

  成功报道“约翰逊事件”,离不开敏锐与勤奋,也有点运气成分。徐世平连续3年获得上海新闻奖一等奖,就不是“幸运眷顾”可以解释的了。

  1987年的获奖作品,有关广东第六届全运会,他提出新命题:如何以市场观念来承办体育赛事。1989年的获奖作品《上海主办世界大会之我见》,在申办关键期,他公开唱反调,指出上海面临资金、交通、电讯和管理等难题,不适合主办。

  “后来,上海没有申办成功。当时压力很大,但我无比欣慰。做记者的,应该有社会责任。”徐世平坦言,自己当体育记者,似乎总是游离于体育之外。“当年入行,其实是误会。”

  在学生时代,徐世平一心想跑政法,或做财经,跑农村也行,实习时他就在农村扎根近半年。到新民晚报报到前,他参与中国首届大会会刊编辑,主动写信给报社,想提前进入角色,并给体育版发了十几篇稿件,全被采用。“这大概给报社造成了‘徐世平很喜欢体育’的错觉,其实我只是一般爱好者。”他笑言,“当年参加会刊工作,必须推迟好几天报到,我有点不好意思,所以写封信打个招呼。”

  误会,反而成就了徐世平体育报道的最大特色——视野广阔,不拘泥于体育本身,报道充满社会性的外延,比如上述两篇获奖作品。1988年采访奥运归来,他冷静思考,写下万余字韩国观感,发表于新民晚报副刊“十日谈”专栏。其中谈体育的仅占十分之一,别的都是对韩国、经济、文化和人文传统方面的思考。在开放程度还不够深广的当时,引起轰动,多所高校请他作报告,一度把学校礼堂挤得水泄不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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